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面貌。研究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首先就要了解该地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这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农林牧副渔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岭南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野生动植物资源，狩猎和采集种植、农业和工商业发展也具有优势。农林牧副渔的发展恰恰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饮食资源的重要来源。因此，自然地理环境是研究饮食习俗文化的基础。

我国境内多山，在两广北部就横亘了一条东西走向的著名山脉——南岭。南岭又以大庾岭、萌渚岭、骑田岭、越城岭和都庞岭五座山岭最为重要，因此南岭又被称做“五岭”。从行政区划上看，五岭以南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等省区，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岭南”地区。岭南地处我国南端，背靠五岭，面朝大海，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曲折，拥有漫长的大陆海岸线，除海南岛外，还拥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以及约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岭南地貌呈现为山地、台地、平原交错，山地丘陵较多，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势基本形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内陆地区主要是山地，约占总面积的2/3，中部及沿海地区分布着一些冲积平原和河流三角洲，接近总面积的1/3,在南部沿海和各江河的中下游谷地还有一些台地和平原。岭南的山地、丘陵主要覆盖着酸性的红壤，生长着茂密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岭南境内河流众多，流量大，汛期长，径流量丰富。其中最大的河流珠江，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

由这些大江大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与三角洲土壤肥沃、水网密布，适宜农耕和渔业。因位于低纬度地带，加上南岭阻挡了冷空气的南下，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止了南部暖湿气流北上,因此岭南大多数地方长夏无冬，年日照时数平均约小时左右，年均气温20°C以上，年均降水量mm以上，日照充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因在东亚季风区内，属于热带、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植物生长的水热条件和许多喜暖作物的越冬条件都较好，除台风及近海局部地区易受旱灾外，其他自然灾害较少，这为许多热带和亚热带的经济作物和林木如荔枝、龙眼、甘蔗、茶等的栽培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热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岭南境内多河流，珠江流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岭南地区。珠江水系由东江、北江和西江三条大江汇集而成。因地势原因，三江不约而同地在广州附近汇流入海。大大小小的珠江支流，不仅为岭南地区人们的农耕产业提供优越的灌溉条件，更为其提供了便利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岭南农业经济的发展。

此外，岭南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海岸线漫长，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自古就以出产各种海上奇珍而文明国内。岭南是前往东南亚、南亚、西域的并经之地，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港口为岭南地区进行海外交流、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广州、徐闻、合浦历史上成为了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促进了岭南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岭南地区拥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是岭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岭南地区优越的水、热、光气候条件以及三角洲冲积平原和河谷地带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适宜农耕的大面积区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北方汉族族群能够在岭南地区生根繁衍非常重要的原因。

根据考古资料，至少在十多万年前岭南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生息了。上世纪50年代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发现的马坝人遗址，经鉴定距今13万年左右，这就证实了这点。岭南正式进入中央王朝版图是在秦朝，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岭南一词在古代文献中较早见于《史记》：“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文中的“领南”即“岭南”，岭就是指五岭。《晋书地理志》将秦朝所设立的三郡称为“岭南三郡”，进一步明确了岭南的范围。

由于南岭的阻隔，岭南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南岭山高林密，山道难以开凿，行走十分艰险，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五岭成为南北人员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大障碍。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岭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使得岭南开发较迟，社会相对经济落后北方，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因此，古代岭南是中央贬官最喜欢的流放地之一，南来官员对这片烟瘴荒蛮的南疆，怀有一种恐惧之心。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南岭的阻挡，使得岭南地区较少受到中原地区频繁战乱的侵扰，有利于岭南经济文化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上岭南地区割据、独立政权统治时期较短，大多数时候处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历代的统治者为便于统治，往往按照山川形势的原则将岭南地区放在一个较为统一的行政区内来进行治理，更使得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来说自成格局，地方特色十分鲜明。

此外，由于岭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经济开发较晚，岭南地区也拥有更多异于中原的诸多人文习俗，如先秦典籍中多有南方“断发纹身”“黑齿雕题”的记载，反映在饮食文化上就是古代岭南先民那异于常人的饮食习俗，比如“食蛇”“食鼠”“食虫”等。这反映了岭南百越少数民族汉化较晚且汉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岭南汉族也有受百越族文化影响的情形，这也使得岭南文化既有中原汉文化的根本特征，又有多重文化来源而别具地方特色。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岭南人使得更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并接受其影响。因而岭南文化能在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又保持着一种反传统性并不断变革创新的文化特质。

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南越后，郡尉任嚣在广州建城（番禺），又称任嚣城，这是广州有历史可考的最早建城时间。秦平南越后，建立郡县制，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此后由于大量北方人口陆续南迁至岭南，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岭南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公元前年，时任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际，派兵北上“封关绝道”，攻占桂林、象郡，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并自称为“南越武王”。赵佗以“和辑百越”的政策抚慰南越各族，发展岭南经济。公元前年，汉高祖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并授赵佗“南越王”称号，南越王向汉室称臣纳贡，史称“赵佗归汉”。后来南越国与汉关系一度交恶，在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再次一统岭南，此后岭南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安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汉代是北方农耕文明向岭南传播的重要时期。先秦时岭南地区的农业种植活动，主要采用火耕水耨等较为原始的生产方式。到了汉代，岭南农耕经济发展模式已和北方接近，《汉书地理志》记载岭南地区“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这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像。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发现了一片铭文为“东阳田器志”的木牍，根据蓝日勇的考究，《东阳田器志》木犊上的“东阳”，指的是刘濞吴国境内的东阳地区，罗泊湾一号墓下葬时间大概为公元前年至年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南越国与吴国曾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当时中原农具在岭南地区已经广泛使用。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出土稻作模型表明汉代珠三角地区的水稻耕作已采用方块陶水田、一人一牛耕、“V”形犁、秧苗移栽、二造制、堆肥等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耕作技术。同时陶田旁边还有小船，生动反映了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带的农业特点。广西贵县汉代墓葬中出土有“仓种”木牍一片，反映出岭南也有与中原相同的选种制度。此外，岭南人六畜的饲养，以及所种植的黍、粟、芋、麻等其他作物品种也均与中原无异。岭南独特的经济作物如荔枝、龙眼、柚、槟榔、橄榄等物种的种植则更为普遍。当然，在远离珠三角地区和各郡县治地外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还是比较低的。就如《史记》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仍较为落后。

另一方面，岭南地区靠海，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西域等地区的必经之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了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形成了广州、徐闻、合浦三个著名商埠，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来往，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多元化，同时伴随着各种海外文化不断向岭南输入，岭南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古代岭南商业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在西汉王朝十九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中，“番禺亦一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反映出当时广州附近的珠三角地带具有良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汉书地理志》也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说明了岭南，尤其是广州在两汉时期已经出现了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场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越王墓考古挖掘中就发现了很多舶来品，其中有一只扁球形银盒，通过考究其形制、纹饰和制作工艺，考古工作者认为此物应产自波斯帝国，赵昧内衣上装饰的32枚金花泡来自两河流域，墓中出土的香料残粒经鉴定则产自红海，另有象牙、玻璃等器物应从中亚或南亚输入。这些西域珍品未必是通过直接贸易运抵中国，也可能是在沿印度洋、太平洋各国的相互贸易中辗转接力而到广州，但也足以说明汉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广州发现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发现了很多玛瑙、鸡血石、水晶、琥珀和玻璃等材质的串珠，以及蓝色的玻璃碗等，这些物品与中国传统制作工艺大不相同，考古工作者判断应来自大秦即古罗马帝国。

《后汉书》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贡等。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对外贸易两千多年间始终长盛不衰，这也造就了岭南文化别具特色的海洋商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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