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源文选名水45沧桑变易三江口

陈湘源岳阳历史文化研究文选书影

沧桑变易三江口

三江口落日熔金如画图

说到三江口，老岳阳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指向城陵矶。这里滚滚长江西来，浩浩洞庭北注，江湖汇流，清浊分明，波澜壮阔，蔚为壮观。有时，还可见“江猪拜风”“河豚戏浪”，现已成为“洞庭游湖”的一个重要景点。

对此景点，有些导游或旅游读物在介绍三江口时，说长江自枝江至城陵矶一段，九曲回肠，为古荆州辖地，可称“荆江”；城陵矶以下则为长江，或曰扬子江；洞庭湖汇集三湘四水而与之汇流，是谓“三江口”。这种解释，稍加推究便会觉得不妥。何哉？即便荆江与扬子江之说成立，也是首尾相连，不能称之为“口”。何况扬子江作为长江的别称，始于“近代”，对此《辞海》解释得很清楚：“扬子江名。长江在今仪征、扬州市一带，古称扬子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而得名；近代通称长江为扬子江。”扬子江是长江的别名，皆囊括了长江的全部，不再是长江某个分段的名称。前术导游或旅游读物的介绍，应该说是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三江汇流大江东去

确实，历史上洞庭湖区“三江口”名称的成因是比较复杂，但绝对没有所谓不同河段的连接与湖水合流而称为“三江口”的，也没有两江汇合处称为“三江口”的，凡是定名为“三江口”的，都是三条水流的汇合处。致于现在城陵矶“三江口”名称的由来，则是特殊的历史地理变化造成的“南名北移”。因为自有文献资料记载的多年来，由于自然地理变化频仍，因此文献记述也就纷繁沓杂，如若不经认真梳理，对于一般的导游来说，的确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清浊分明三江口

洞庭湖古名“九江”，就因它是湖湘江流的汇聚之地得名，加之自古以来长江冲出三峡，进入两湖平原即呈漫流状态，“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造成湖区的众多水道变化莫测。不仅支流河道多所变迁，就是干流的主洪道也因重大洪水年岁而游移，曾几度出现长江干流在南的“南江北沱”，和主泓道在北的“北江南沱”的不同时期。在这两个不同时期，都曾有“三江口”名称的出现，它们不仅地理位置不同，而且汇合的江流名称也不同。仅此，便教人眼花缭乱，何况即使在同一时期又有着诸多变化，真有点让人应接不暇。下面分别作个简略梳理。

首先说“南江北沱”时期。此时的“三江口”最早见于晋代郭璞注解的《山海经》，他在注解“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时说：“江、湘、沅水共会巴陵头，故号三江之口。”“巴陵头”是按水流方向来定位的，指水的上游，“巴陵头”即指巴陵古城南面。“口”《说文解字》释云：“人所言食也，象形。”后虽引申出多种意义，但仍不失其原意，“三江之口”即江水流出来汇合的地方。郭璞为什么这样注解呢？因为他注解的是先秦地理，需要订正长江干流和九江（洞庭湖古称）流域变迁的复杂学术问题，故而对“江渊（长江）”“湘”“沅”的汇合作出形象描述，以加深人们的印象。也坐实了古今学者关于远古时期长江出峡呈漫流状态，到先秦时期则自湖北省枝江分流，主泓道在南，次泓道在北，因此自古便有“南江北沱”“北江南沱”之说。

百舸争流三江口

近年学者们根据文献和实地考察，证明了郭璞注解的正确。年，海河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刊载罗海超《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早期治理》云：“荆江河段为长江河道历史演变最复杂的河段。长江出三峡后至宜都以下，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漫溢，分汊较多。枝江原在长江两支分流之间的百里洲上，故称枝江（现枝江已寓长江北岸）。当时南江为干流，北江为沱（支流），南江经由虎渡河下行汇于洞庭。后随着云梦泽的变迁，北支转为干流。”席珍国《先秦时期长江水域开发治理史料考》云：“沱江为先秦时期荆江的名称，为长江北支。正流经今虎渡河、会澧水、入洞庭、出岳阳与沱江汇合。”年，水利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水利史略》云：“西汉时期，原来作为长江主流的南支开始淤塞，演变成后来的虎渡河，长江北支荆江变为大江的主流。”一般认为今日流经华容县入东洞庭湖的沱江即“江渊”的遗留。总之，郭璞注解的是“南江北沱”时期形成“三江口”的情况。至于汇合的具体地点在何处？则因洞庭湖是一个地堑性湖盆，从万年前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下沉，原始地貌变化太大，今日已无法考证。但郭璞的注解也说明，岳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三江口”的名称，指的就是三条水口的汇合处。

其次说“北江南沱”时期的“三江口”。最早记述长江北干流“三江口”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城跨冈岭，滨阻三江。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谓之三江口矣。夹江列关，谓之射猎。”

波撼岳阳城杨一九摄

这段话说明“三江口”它就在今日岳阳古城西门对面的柳林镇一带，“城跨冈岭，滨阻三江”表述的便是这个意思，“夹江列关”就更加形象。“滨”：濒临迫近，“阻”：阻止、倚仗。“长洲”，《岳阳风土记》云：“江西沙洲，旧曰长洲，今名鲟魚嘴。”《君山农场志》：“鲟魚嘴即今林角老至岳阳渡口这一片洲土。”“其洲南分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是说长江与湘、浦在此合流。长江、湘江很好理解。那么“浦”者为何？《辞海》释“浦”有两个解释，一是“水滨”，二是“渠道”。这里的“浦”并非指湘江之滨的水边滩地，因为“洲”本身就是水边滩地，怎能去分开湘江的滩地？这个“浦”是指人工修筑的一条“渠道”。《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堤岸高厚，则水不能为害，而可使趋于江也。”“浦”是渠道意甚明确。那么，在这河湖港汊纵横的洞庭湖区又为何要修渠道呢？《晋书·杜预传》作了注脚：杜预（—），太康中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洞庭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原来杜预花这么大的力气修这条运河，既可调节长江洪水，便利漕运，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为了防患“南蛮”叛乱（诸葛亮七擒孟获，擒了又放，也是为了安定“南蛮”）。今日君山北面的“濠沟”即其遗迹。当时，洞庭湖还是河网割切地带，“涨水一大片，退水几条线”，修这段运河是为了枯水季节连接沅、澧水运兵运粮之需，因此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关于杜预修的“浦”──运河，我们还可以从文献和君山区今存遗迹进行考察。《君山农场志》称：“柳林洲（今柳林镇），亦名柳林寨，原为长江故道的淤洲。”柳林镇在君山农场内濠河南湾侧傍，正东对岳阳楼。有趣的是，该志记载农场北边临江处还有个“新河南岸”的地名，似可作为“江”“沱”变易的佐证。大学者吴敏树在主纂清同治《巴陵县志》考证“三江口”名称由来时写道：“濠沟河在君山，南通沅水，北接大江。按：《晋书·杜预传》‘巴丘湖，沅、湘之所会……外通零、桂之漕’盖即是水也。今监利有扬河，盖本出尺八口，横过江达瓦子湾，今为江堤横断，故道不可见耳。”也认为濠沟就是运河的遗迹。瓦子湾即今君山农场新河分场驻地，北对尺八口。年，笔者撰《君山志·大事年表·胜迹（遗址、遗迹）》时，采访了时年86岁的云四庆老人，他说：“解放前我从君山驾船，可经濠河直抵岳阳楼下。”通过以上考察可知，杜预修运河时“长洲”已经延伸到了君山的东面，这样南北朝时的“三江口”所在位置就十分清楚了。杜预修筑运河的史料，似又说明直到西晋时，长江可能还处于“南江北沱”时代，枯水季节北面的长江支流干涸，所以杜预才下这么大的功夫。在杜预去世多年后，北魏才出现郦道元记述的“北江南沱”情况。

自郦道元记述“北江南沱”以来，“三江口”的地理位置也颇多变迁。这里遴选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来谈谈“三江口”地理位置变化的情况。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此文中一个“对”字，说明三江口仍在郦道元讲的现地方，只是将连接沅、澧水的运河直叙为“澧江”罢了。宋代仅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有5条史料。一是“巴陵，荆湖二流之合”。二是引证了《水经》与《水经注》关于“三江口”的记述来论证巴丘的位置。三是在释《山海经》时云：“按澧、鼎、沅、湘合诸蛮黔南之水，汇为洞庭，至巴陵与荆江合而东，州据其上。”四是订正乐史之说：“乐史言：‘大江在巴陵东北流入洞庭湖。’今洞庭水会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顿皆混浊。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五、“岳阳井邑旧濒江。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齧，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阛阓也，濒江沙碛地尚有税绢甚重，云祖来宅税，今不曾除改。北津旧去城角数百步，今逼近石嘴，盖荆江日漱而南，湘江日漱而东也。”上述5条皆述江湖会流在巴陵古城近侧，既论述了“南江北沱”时期江入湖的情况，又记述了“北江南沱”时期江不入湖的现状。如《四库全书》“提要”赞赏的第四条：“乐史《太平寰宇记》谓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则谓洞庭会江，江不入洞庭，惟夏秋暴涨，乃逆泛而入之，五日即还，名曰翻流水。”比范致明早20多年的张舜民，因贬谪郴州途经岳州所写《郴行录》，记述他元祐二年（）见到的江湖会流情形：“岳阳楼即岳州之西门也，下临湖水，北望荆江自西北流，东南至岳州城下，与湖水合而东流，始为大江。”两相印证，在北宋中晚期江湖会流一直在岳州城下。明代，年修的《大明一统志》：“荆江口，在巴陵县北，洞庭水入江处，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此时“在县北”是以当时县衙建在南门之外来确定方位。隆庆（－）《岳州府志》载：“曰三江，在郡城下，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皆会于此，亦名三江口。”

明隆庆《岳州府志府城图》

二志所述地点与《元和郡县志》一样，说明自唐代以来三江口位置没有变化。而明嘉靖、万历年间所著《三才图会》：江水“从城陵矶南入洞庭”，这时江口下移。这两条材料出现了矛盾，隆庆处于嘉靖、万历之间，怎么会有记述地点不同的情况呢？一则可能《三才图会》成书时间较长，若是在嘉靖时记三江口，则与《大明一统志》成书年代相近，所述是天顺年间的情况。另则，可能因为位置变化不大，故因袭旧志。清代康熙、乾隆、嘉庆所绘之图，荆江口多是斜对七里山的，已不正对古城西门了。可是，道光五年出版的《洞庭湖志》虽沿袭了唐代《元和郡县志》的表述，但在“洞庭湖三府一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中，描绘的江水却在洪山头附近分了岔，主流直流向城陵矶下边的一个凹漕（似为松阳湖）以下，并在江口处标明“江湖合襟”。支流则自君山农场新河分场（即瓦子湾）进入君山区，斜穿君山农场全境，然后从巴陵古城与城陵矶之间流出与湘水合流北去，再进入“江湖合襟”东下。真是沧海桑田变化无穷。但总体上从北魏至今的年来，三江口一直在君山北面与陆城镇西南面的30多公里地段间徘徊。

其实早在年前，也曾有过“北江南沱”，当时长江与湘江的汇流处就在临湘县城（今陆城镇）附近。清同治《临湘县志》云：“湘水南来，迤城西南入于江，县名以此。”说湘水“迤”──延伸到临湘县城的西南面注入长江，县城是因此得名。当然，这不是说的宋朝临湘建县时的地貌，而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故而县志如此记载。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为这则记载作了注解：“而受商文化影响最强烈的是东岸的湘江下游。当时湘江直接在今岳阳市北区（今云溪区）的陆城附近注入长江，洞庭湖远没有后世所称‘八百里’的规模。年发掘的岳阳铜鼓山遗址正扼湘江入长江的河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为盘龙城类型的商文化向西推进首当其冲之处。”何先生是湖南考古界的权威，如此论述，除参阅《临湘县志》外，还参证了其它考古资料（详见《岳阳三千四百年前古城──彭城探微》）。铜鼓山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商代早期商人南渐为保障千里长江水运线的安全，在长江与湘江汇流处建立的军事要塞。由此说明早期“北江南沱”的存在，虽无“三江口”的称谓，但足见江、湘汇合水口变迁之一斑。

“三江口”变迁的原因，是自然力与人力的作用。自然力即大自然的力量，主要是科氏力的作用和洪水泛滥的影响，也与古云梦泽的地貌相关，前述“南江北沱”“北江南沱”的状况就是这样造成的。由于自然力的作用，下荆江河曲发育过程中曾不断发生自然裁弯。据史料记载：明末东港湖、老河自然裁弯；－年间西湖自然裁弯；年月亮湖、街河自然裁弯；年大公湖、古丈堤自然裁弯；年尺八口自然裁弯；年碾子湾自然裁弯；年沙滩子自然裁弯……江弯既能裁直，水口自然改变。洪水带来的泥沙改变江、湖形貌也很惊人。清咸同年间藕池、松滋溃口后，不过三四十年，竟然淤出一个南县！人力即人类有意识改造自然的行为，杜预修筑的运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年，笔者参加过的上车湾裁直工程，将长江原来33.3公里的流程缩短为3.5公里。至于围垸造田改变江、湖面貌就更加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湖区约有个垸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仅湖南境内就多达多个，万亩的湖区水陆面积，垸田竟占万亩。今日称之为“三江口”的湖江会合口相对固定，也是人力所为。

改造自然沧海桑田

年君山围垦，堵截了自瓦子湾至柳林镇这段长江故道，才出现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地形地貌。今日荆江口的相对固定，也是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因此，人们便习惯地将这一地段原来形成的“三江口”名称，“南名北移”冠于此处。这便是今日“江湖合襟”之处名叫“三江口”的原因所在。

江山如此多娇

概言之，“三江口”名称由来，有“南江北沱”“北江南沱”两个不同时期，但名曰“三江口”的地方，皆是三水汇流之处。北干流出现“三江口”名称后，地理位置又多所变迁，故而给人们造成了一些模糊认识。变迁的原因则来自自然力与人力。今日江、湖汇合处称“三江口”，是南名北移，约定俗成。

年12月20日配图发

（为加强宣传效果，部分图片选自网络，作者若有异议，可与我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陈湘沅，笔名陈湘源，文博副研究馆员，岳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文史委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考古学会会员，岳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岳阳市非遗专家库专家。年从艺，工生行兼三花。曾任岳阳巴陵戏剧团团长兼编导，创作、改编剧本40多个；导戏20多个；主笔撰写《湖南地方剧种志（三）·巴陵戏志》。年从事文物工作后，出版个人专著《岳阳说古》《千古名城岳阳解谜》《深度解读岳阳名胜古迹》《岳阳历史文化论争集》《解读岳阳楼》等11部。参与主编《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千年名邑》等多部；参与编撰和审稿《湖湘文化大辞典》《湖南大辞典》《岳阳市志》等20多部；发表各类文章多篇，有多篇（部）作品获国家、省、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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